雍正王朝反腐风暴背后的真实缘由抄没数千贪官家产

康乾两朝,是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,夹在其中的雍正,治国虽只有短短十三年,却是承上启下、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,其严猛治吏,功不可没。当了40多年皇子的雍正帝,对官吏贪污纳贿风气认识甚深。他继位后,决心改革积弊,整顿吏治,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。

康熙帝为人较宽仁,吏治也是先严后宽,通常不愿重办贪官。雍正则不同,他继位后即明确宣布:凡康熙宽宥者,他都决不宽恕。在登极大典前,内阁拟了一道《登极恩诏》,依前朝惯例,开列各部官员亏空,要求新君恩免。雍正帝认为,此种亏空,不是受上级勒索,便是个人贪污,“断不能姑容”。

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,雍正帝谕令成立“会考府”,由其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、舅舅隆科多及大学士白潢、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,成为清查退赔、察核钱粮、纠参贪腐的权威机构。他还对首席大臣允祥放出狠话,要一竿子插到底,决不虎头蛇尾。

皇帝动了真格,会考府不能不认真察核了。他们首先以主管钱粮的户部为清查重点,结果,很快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。主持会考府的怡亲王允祥恰好也总理户部事务,他深以追补为难,请求以户部所有杂费逐年代扣,约计10年可以赔付清偿。雍正帝不同意,勒令历任主管官员及属吏赔偿150万两,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,三年内还清。

重点清查户部的同时,会考府还严格察核工部奏销事项中有关黄河水利、浙江海塘等重大工程的钱粮数目。比如,四月十九日,会考府驳回工部送来的康熙六十年(1721年)黄河各处工程奏销钱米之请,因为在察核中发现,赵世显任河道总督时,桃源(注:今江苏北部泗阳县)、宿迁等三地河工每年耗银约15万两,比前任河督的同类开支多出整整一倍。经查,赵世显存在克扣治河工料、侵吞钱粮的贪腐行为,于是,立即重刑治罪。

雍正很清楚,止贪之法,不可专责之下吏,若是贪官,其位愈尊,其害愈大,而旁人愈不敢言。因此,即使是王公贵族、高级官员,他也决不放过。

康熙第十二子允裪曾管过内务府事务,亏空钱粮,积欠甚多,事发后,被责令将家中器物铺列大街上变卖以赔补,真的是倾家荡产。康熙第十子允誐,因赔不起亏欠,亦被抄家。至于八旗贵族、内务府总管等,只要犯事,更难逃重罚。

会考府在追补亏空、清查侵贪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,雍正对之也十分倚重,但到了雍正三年(1725年)九月,他却出人意料地下令裁撤会考府。这是为什么呢?后世学者认为,不完善的制度设计,特拉布宗体育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,是造成会考府突然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。

雍正继位之初,朝野上下对其接班的正统性、合法性争议不断,他急需改革财政弊端、集中财权,以巩固皇权,故以少数亲信执掌会考府,是唯一的选择。同时,会考府自身因权力过大,逐渐走向异化,从反对贪污腐败的急先锋,变成被贪官腐蚀的重点对象,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贪之难治,腐败之难除,而不得不采取更为严猛的手段来澄清吏治。

在清查中央各部的同时,雍正也责令各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钱粮的清理,要求上至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将军,下至道、府、州、县正印官及参将、游击等武职官员,不分满汉,一律清查,徇私之官与贪者同罪。

但是,各地大规模的钱粮清查,一开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。因康熙朝后期多年的姑息,地方官吏贪赃枉法已成积重难返之势。雍正即位之初,据称督抚、布按二使等一级封疆大吏,“懈弛者十之八九,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”。以各省督抚为首的各级大小官吏,盘根错节,上下串联,官官相护,攻守同盟,结成了十分强固的地方势力,用各种手段抗拒中央的指令。

对地方大员们的种种伎俩,雍正帝心知肚明,既然“下有对策”,雍正的出招就更为猛烈了。具体措施包括:革职离任催追、抄家籍没、制定“分赔著赔之例”、株连宗族亲友赔偿、禁止借口让地方百姓代赔、因罪自杀者令其子孙家人追赔等。一时之间,各地大员因亏空革职、查封家产者比比皆是,仅雍正元年一年,被查处的地方官即达数百之多。

雍正对地方贪腐官员大范围的革职追补、籍没家产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。一些对时政不满的人有“朝廷重聚敛而惩盗臣”之说,民间更议论雍正帝“好抄人家产”,连市井斗牌也流行所谓“抄家和”的打法。

面对非议,雍正帝不为所动。自雍正三年起,雍正帝对贪腐之官继续穷追不舍,在抄家籍没之外,又加上严刑诛戮。规定:凡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,照监守自盗律处斩,贪污军饷者一律处斩,不准特赦。

从雍正元年到九年(1723—1731年),对全国各省的钱粮清理行动规模之大、波及之广,在整个清代是绝无仅有的。期间,先后清理了户部和各府寺监的库存,地方府州县的钱粮,处理惩治了几千名贪官污吏,一举刷新了大清朝的吏治。

而追补亏空的直接财政效果也相当明显:至雍正末年(1735年前),户部银库积蓄多至6000余万两,是康熙后期国库存银的八倍多。

朋党是雍正帝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问题,也是当时对吏治影响最关键的因素之一。打击朋党,是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。

那时候,有三股危及雍正专制皇权统治的朋党势力存在。一是以廉亲王允禩为首的所谓“皇八子党”,对雍正威胁最大,其党羽布满朝廷内外,得到许多重要的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的支持;二是因拥戴有功而迅速强势起来,以年羹尧、隆科多为代表的权臣集团;还有一种与前两者性质不同,但却更为普遍的朋党现象,通称“科甲党援”,即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因师生、同门、同年、乡邻、故旧等关系而形成的攀附巴结之风。鉴于此,雍正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打击朋党运动。

雍正元年四月,雍正帝刚开始亲临乾清门御政,即谕令诸王大臣以朋党为戒,明白指出诸大臣和宗室内都有“立党营私者”。为此,他不惜施以威胁利诱两面手法,警告说:若怙恶不悛,定将“执法诛戮”,若“改过迁善”,则“亦有令名”。第二年七月,他又颁布《御制朋党论》,言下之意,他绝不给人臣结党提供任何可乘之机。

《御制朋党论》出台后,雍正帝加快了打击朋党、整饬吏治的步伐。当时,各朋党集团都在加紧扩张,尤以年、隆势力膨胀最快。年羹尧的地盘主要在陕甘川三省,他历任四川巡抚、川陕总督十余年,后又继任抚远大将军,长期坐拥重兵,手握西北军政大权,俨然割据一方。他还与隆科多联手,视吏、兵两部为虚设,每遇文武员缺,随意任用私人。

雍正帝当然不能坐视朋党势力壮大,乃作断然处置。允禩与年、隆诸人招兵买马之时,免不了擅权纳贿、贪赃营私,雍正多次借故谴责允禩失职,最终革退其象征宗室的黄带子,将其囚禁至死。

他又从惩治“贪婪之罪”入手,公布年羹尧、隆科多贪婪之罪,名正言顺地相继将二人拿下。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、布按二司及中高级武官等,凡与朋党有牵连的均被更调,乃至落入法网。雍正三年六月,在严厉清算年羹尧之罪行时,雍正帝又趁机对川陕两省吏治进行大清理。

一举铲除了年、隆两大朋党势力之余,雍正帝还着力打破“科甲党援”之风。他之所以痛恨后者,是因为些官僚之间朋比为奸,已成为贪赃枉法、亏空财政的直接诱因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朋党之争几乎史不绝书,也是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相对于康熙朝后期而言,雍正帝通过整治官风、清除朋党的举措,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吏治的“弊绝风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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